东风与红旗，是如何在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月用手敲打出来的？我们请78岁的原一汽总设计师刘经传为你讲述这段历史

 

 

编者按

 

78岁的刘经传必须借助助听器才能够听到我的发问。这位老先生是一汽当年制造东风和红旗轿车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的零星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但是大多语焉不详，比如说他是当年东风汽车处女航中的惟一一位乘客等等。

 

2008年5月12日，一汽轿车在长春举办了“纪念自主轿车出车50周年暨感动红旗人物颁奖大会”。很多曾为一汽建设鞠躬尽瘁的老一汽人应邀出席。这位原一汽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刘经传被安排在了现场第一排。

 

第二天下午，《汽车商业评论》在他家中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访问。这位戴助听器的老人声如洪钟，滔滔不绝，完全沉浸在往事之中。他的太太，当年一汽电器科的老科长已经中风，腿脚严重不便。但是两位老人对本刊的到来都感到非常欣慰。他们留记者吃晚饭，两个南方人（刘位江苏扬州人，其爱人为无锡人）的食谱已经完全是北方口味。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我们口述历史一直以来所做的就是要为飞过的鸟儿留下痕迹，刘老先生的讲述异常丰富，他讲述了他整个的汽车人生，跌宕曲折却又乐观风趣，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令我们感慨万千。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人当年的伟大力量。

 

魔鬼就在细节之中。我们在此不能全部刊登长达4万字的口述，只能选取四分之一的内容贡献给读者，很多细节已经省略，希望未来我们的专门出版物能够弥补这个缺陷。

 

第零批实习生

 

我老家在江苏扬州。祖籍在仪征，我父亲那代到了上海。1930年我在上海出生长大，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3年后，清华解放，国家发展工业需要用人，当年7月就把我们这届大学生抽调出来，到刚成立的汽车工业筹备组。筹备组设在北京扁担厂，离德胜门不远。

 

我们被作为未来的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为将来搞一汽做准备。我所在的班有80多人，60多人被抽调到筹备组，其他也有搞机车、搞火车的。接着筹备组就把我们分别派到上海、天津、北京等比较大的工厂里去。

 

我到了有800人的天津汽车修配三厂（后来的天津拖拉机厂）。这个厂自称造了中国第一辆轿车。实际上它只做了一个发动机，而且发动机中的某些部件还不是自己制造的。他们在美国吉普底盘上装上这个发动机，装了3辆车，开到北京，受到朱总司令的接见。

 

这件事被报纸炒得很热闹。我还帮着一起做。本来齿轮应该用机器加工，但当时机器质量不好，只好用手工。做出来的齿轮齿子肥大，我们就把它锉瘦些，一个个锉下来，检查没通过就再锉。中国第一辆轿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之后我到过上海闵行的通用机械厂，这跟汽车没多大关系。从上海回来后，我到了隶属于筹备组的北京南池子工业试验室。这个普通的房子里聚集了全国知名的机械业的专家学者。

 

我们这些实习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测绘苏联嘎斯69。把车拆散后，我们画零件。由于天津号称制造了全国第一辆轿车，当时就希望把天津搞成汽车制造厂。我们测绘嘎斯69就是想把画出的图纸送给天津，让他们造汽车。

 

这个试验室里的实习生还有来自山东工学院、河北工学院、沈阳工学院、南开大学的学生。上海交大分来的是应届毕业生。全部加起来有近百人，画图纸的有10个，其中我们清华同班6个。当时条件很原始，说实话，那图画得不好，但不管怎样三四个月后还是画完了。

 

我们住在崇文门外，开会、吃饭都在扁担厂。交通工具是一辆吉斯卡车。画完图纸就到了1952年夏天。我们回到学校。当时汽车筹备组主任叫江泽民（大家说的老江泽民），他胳膊下经常夹着一个包。他召集大家在位于东四北大街的北京中法大学礼堂开会。

 

我们都不知道有何事。老江泽民就笑：“你们别走了，都留下。”

 

筹备组提供了一辆吉斯150和一辆中吉普，这2辆车都被我们拆散了。筹备组派了两个比我们高两届的学生，做我们的导师，他们对汽车有些了解。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就问，有时候他们也不给答案：“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完了再解答。”

 

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等我们想深想透想明白后，留下的印象深极了。一个月后，我们重新把零部件安装起来，车还能开。两位老师就教我们开卡车，全下来用了两个小时，分成八次，每次一刻钟。学的地方在老天安门广场，正对着紫禁城的地方，当时只有大红墙，人民大会堂还没建。我们学会了开车，但没有驾照。

 

学校为我们发了毕业证书。有的被分配到洛阳轴承厂、洛阳拖拉机厂，也有的到了机车厂，大家就分散了。筹备组留下了约七八十人。到了筹备组再分配，我和另外7人共8人被分配到教育处。

 

这段时间上面安排我们学俄文。没有学校，也没有老师，教材是《清华大学俄文速成教材》，上面没讲发音。是纯粹的自学。当时俄文老师非常紧张，筹备组有一个叫蒋朝西的老头，他说他会八国语言，他教我们俄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发音蹩脚透顶，文法也不通。教了一段时间后不行，我们就自学，发音反正是乱七八糟的。

 

从苏联学习一年后，我们这帮人回到了一汽。厂领导接见了我们。在一汽的资料里，我们被说成是最早的实习生，没有说是第一批。后来有人写文章就说我们是“第零批实习生”。

 

绝密文件

 

我被分到设计处。1953年叫技术处，底下有设计科。1954年年初，技术处把设计科分离出来，变成“设计技术处”，简称“设计处”。处长有两个，实际上是三个。邹秋贞、胡秋贞和郑义纯。郑是从老二汽派过来实习的，这个老二汽可不是现在的二汽。老二汽当时还没最后定地点。筹备组筹备了一汽后，准备搞二汽。选中的地点之一在南京，做跃进产品，仿造嘎斯。

 

那时一汽正在施工。我们刚去时，没有宿舍，没有办公室。设计处就在西安大路的黄柔里，我们住在绿园，这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些小平房，虽然是砖房，但没有地板，土地很潮湿，箱子放在地上都会发霉，靠近窗户有太阳的地方长着草。

 

条件很艰苦。从全国过来支援一汽的相当一部分是老干部，他们对汽车并不懂。我们回来，他们都很欢迎。我回来后的就给他们讲课，讲苏联的组织结构、组织分工、工作程序以及管理工作。

 

我一边讲课一边翻译带回来的组织设计文件。一汽设计处刚成立，有六七十人，它如何运转？产品设备怎么运行？图纸打散后，如何对它管理？这是我讲的内容。30多个设计师全部投入到图纸翻译中。实际上，在我们带回新图纸前，苏联已把他们原来的老图纸给我们练兵。

 

新图一到，我们把翻译的中文写在俄文下面。同时，我们根据苏联晒出来的蓝图做了一套底图。这期间，我建立了设计处流程管理。

 

设计处的工作比国外还紧张。晚上累了，把办公室桌子一拼就躺下。那时的绿园晚上不敢一个人走，远远地能听到狼叫。产品设计图纸被称为“绝密文件”，非常神秘，有保卫部专门站岗。

 

我到设计处报到时，这里有很多从南池子试验室过来的专家，如一把手吴敬业等，全在技术处。设计处下设计科，科长是位航空专家，叫张士英，国民党时期到英国学航空，他从南池子试验室设计科科长调到一汽设计处设计科科长。

 

当时的设计科是独立的，底下分为发动机组、底盘组、车身组、试制车间、试验室以及文件科、行政科等。上世纪50年代末，张士英被调回航空工业部，设计科分为发动机设计科、底盘设计科等，试验室也分为底盘实验室和发动机实验室等。

 

1955年苏联专家过来援建。设计处来了一位专家，叫费思达，是卡车总设计师（苏联实行总设计师制）。这个人我以前就认识，还在他那里实习过。一汽对苏联专家非常尊重，他们的话就像圣旨一样，还派专人负责每个专家的工作。我被指定为费思达的工作人员，相当于现在的助手。别人要找他都得由我安排，请教什么问题我也得做记录，这些记录得复印上报，作为正式文件存档。

 

这时设计处从黄楼搬到了老黄宫（现在的展览馆，薄仪的行宫）。这个地方更偏僻，老黄宫过去基本上没什么人了。老黄宫里有个小四方带天井的地方，就成为我们的办公室。为保卫这些图纸，夜里我们都出来巡逻。

 

苏联专家专门有间办公室，最初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在薄仪登基的地方。睡觉前分配房间我们抽签，我抽到的是婉容寝室里的小套间，约五六平方米。

 

一汽开始生产调试零件，每调试出一个，由设计专家、工艺专家看是否合格，认为合格的再由苏联专家鉴定。每个零件都这么做。跟着苏联专家的好处是继续学习，费思达在中国待了两年，我跟他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他还经常到全国考察外协件厂。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外协件厂（零部件厂），只有修配厂。山东淄博博山的一家外协件厂，做玻璃很有名，但条件不行；南京有家供应火花塞的厂，全用手工制作。苏联专家定点后就教他们怎么做。这期间，我对解放牌的每个零件、主要功能以及用何材料都烂熟于胸。

 

东风始末

 

对于一汽的发展，上面也具体计划。1956年在孟少农（一汽主管技术的副厂长）的带领下，设计处牵头搞产品规划，按照规划，一汽1961年做出中级轿车，1962年开始做高级轿车。

 

规划中还包括解放牌的换型。后来解放牌被称大家称为“30年一贯制”。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做新产品？这话说得不对。解放牌刚投产时，我们设计部门就设计了新解放，而且在1958年还做出了样车。实际上，一个解放牌不能让我们满足，我们想要多品种发展，越野车和轿车都想做。

 

1957年年初机械部部长黄敬到一汽视察。一汽当年开工投产，开始创新业。他在一汽召开座谈会，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我1956年被提为底盘科副科长，资格还不够。尽管是副科长，也是一把手。之前底盘科科长是付夏，1956年一汽提出多品种规划后，付夏被提升为设计处副处长。

 

听说黄敬在座谈会上提出一汽要做轿车，问一汽有什么困难。一汽提了三个条件：一是技术人员不够，原有人只够做卡车；二是没有样车，设计处只配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三是工作大楼面积不够。

 

黄敬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安排。他说：“关于样车，你们看中了哪款车，我负责给你们调配。至于人员和工作大楼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当时全国汽车方面的人才都集中到一汽，解放牌正在做生产调试。一汽决定，把吴敬业、刘秉蓝（生产准备处处长）、史汝楫（主管轿车设计）、付夏这4人调过来充实设计处。吴、刘、史为正处长，付夏为副处长。总支书记是陈全，他司机出身，很懂汽车。同时，把厂里那些参加工作不到半年但又熟悉加工工艺的大学生调到设计处。

 

办公楼问题很好解决，我们在小二楼上增建了三楼。说来也可怜，当时全国轿车就北京多些。为了找样车，史汝楫带着一个工程师去北京找。他看中了六七辆车，有苏联的胜利牌，周总理坐的小雷诺，朱总司令坐的捷克斯柯达440，德国奔驰190，美国福特ZEPHER车、法国CIMCA车以及日本丰田车。

 

夏天时这些车都被调到了一汽设计处。三个问题都解决了。一汽领导这时下令，轿车要按照“仿造为主、自主设计”的起步方针来做。为何说仿造，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自己设计。

 

设计处要出图，出图后才能制造。这时苏联专家要回国，我把费思达的建议整理成册，存档后就投入到底盘设计工作。一方面我们做解放牌的换型设计，一方面我们开始做轿车。前者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解放牌调试完毕，他们还帮我们出做轿车的主意。

 

我们最后看中了奔驰190、法国CIMCA和福特ZEPHER。CIMCA是品牌名，实际上是美国在法国建的工厂制造的，下面车型叫VINETTE，很多文章都把它写成“VEDETTE”。原因是程正（原一汽设计师）写时就写成了VEDETTE，程正当时并没有参加轿车设计。

 

这时吴敬业被调到洛阳拖拉机厂当设计处处长，他是民主人士，反右时说了一些话。陈全提升为处长。这些车型中，外型好看的是CIMCA。我们决定用它的车身，发动机用奔驰190，因为德国车性能好。

 

孟少农带着我们对车进行解体。但我们也没完全按照CIMCA的车身来做，而是以仿造为主。由于车身骨架很难设计，弄不好就会裂开，所以骨架全用CIMCA，外型自己设计。当时已经强调设计要和工艺结合，我们就把工艺部门的人找过来，一起研究一起设计。他们对发动机和车身都没意见，对底盘提了些意见。

 

奔驰的底盘虽然好，但结构很复杂，这跟德国人强调精度有关。它的后桥是独立悬挂，这在当时做起来很难。相对来说美国车的结构简单一些。孟少农决定不做奔驰后桥，改用CIMET。独立悬挂改变后，弹簧弓子得自己做，这方面我们有能力。

 

这时孟少农因病住在空军医院里。有空闲了，他就用纸画轿车图，画了东风车的外型，这叫概念图。我们去看他，他就让我们看这些画。我拿过来一看，就问他：“这个车哪是头？哪是尾？”他画的车很像后来的东风，尤其是前面的大灯和后面的尾部，我们在设计时也参考了他画的一些元素。

 

这个过程中，工程大楼灯火通明在全厂都闻名。我们全力以赴，拆散零件后进行测绘，大家分开画图，我画的是变速箱。1957年年底图纸基本结束，陆续被用到制造中。

 

一汽厂也是全力支持东风，可以说是“全厂东风”。设计处有加工设备，但很简陋，不太可能做东风。而解放牌刚投产，工具厂任务还不太多，这些设备都很新，我们就把锻造、毛坯和主要的机械加工都放到解放的工具车间做。设计师同时到车间去配合试制。

 

2月13日毛主席来视察，后来听他们说，毛主席来了就问：“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的小汽车？”注意，他说的是小汽车，还不是轿车。

 

毛主席要坐，大家的热情就迸发出来了，进度也大大提前。为了赶工期，大家日夜连着干，工人分二班。一汽总厂成立了突击队。我带领底盘科班子，吃住都在车间。做出一个零件来，我们就检查，合格一个就贴上标签放在一边。

 

零件做完后，再进行组装，装完总成，送到设计处。由于车架是在设计处做的，总装配就在设计处试制车间里进行。我的任务是变速箱，做完后就把它运到设计处安装。安装时我就知道变速箱有问题，也知道如果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

 

5月12日清早，我们装完了汽车。这辆车的第一个乘客就是我。试车时司机带着我从试制车间出来，绕一汽中央大道转了一圈，要是换挡换不过来，我就在旁边保驾。到了工程大楼，出南门，我记得正好是上班时间，两边都站满了人，大家情绪高昂，夹道欢迎。我们从二号门进，把车开回试制车间，东风完成了它的处女航。

 

饶斌、史汝楫、吉士标、钱海贵、田玉坤立即将车送到北京报喜。吉士标是机电车间工部主任，会开车。钱海贵是饶斌的司机，饶斌的秘书是李岚清。有天中午休息时，毛主席来看车，正好饶斌外出，只有史汝楫在，后来留下来的照片上主要就是这四个人。

 

红旗玄机

 

东风后，我们接着做万能农用汽车的设计。这是饶斌从西德购买回来的，买了两辆。当时说要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做贡献。这个农用车比轻卡小点，配有四个轮，在公路上开跟汽车一样，但它的底盘高。这样可以开到田间去，还能挂上收割机，既可以搞运输，又可以做收割和播种。

 

农用车的图出得很快，画东风用了三四个月，而农用车只用了一个多月，尽管它的结构比东风还复杂。画完农用车正好是六月。下旬就有消息传来，北京要造高级轿车，连名字都取好了，叫“北京牌”，样车仿造的是美国通用的别克。我们就想，东风轿车可能做不成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图纸画出来后就制造。农用车做了三辆，但只装了两辆。1958年装完车，接着做试验。但后来就不了了之。我们先投产做东风，后来又做了红旗，再没能力做其他产品了。

 

北京消息传来后，一汽总厂立即安排投产做东风模具。模具做了300多套，但还是不够。到十一前，我们用手敲出了二三十辆东风，各种颜色都有。我们憋着劲做，就是觉得高级轿车不能让北京做，应该在一汽做。

 

这时一汽总厂确定了要做红旗。样车选的是吉林工业大学的克莱斯勒。6月25日设计处开了总制扩大会，会上要求大家提意见，我们确定以十一为目标，用红旗向党和国家献礼。

 

不久，在饶斌主持下，一汽召开党委扩大会。大家表示献礼的时间应该提前，最后确定以8月为目标，用三结合的办法来推进速度。

 

这样就变成全厂大干红旗。陈全出面借来样车，开到设计处，我们就争分夺秒进行解体，当时想都没想过还不还车的问题，先拆了再说。

 

“赶庙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不用一汽总厂下令，各个车间领导都赶到设计处来认领，想做哪个部件就把哪个部件抱回去。有专人做登记，否则谁抱走了都不知道，设计处的人员分散跟下去。

 

当然还得画图，如装车时所有零件得控制尺寸，所以大部分都画了草图。根据图分析零件怎么做？是铸件还是锻件？用什么材料？这些都是跟设计人员一起确定的，所以叫三结合。

 

现在看来有很多不规范的做法。比如样车的尺寸我们不知道，也没有那套图纸，仅仅是测量后再定个工差。但大家都被一腔热血激励着，被“乘东风，展红旗”鼓舞着，埋头苦干。

 

我选了块硬骨头。样车底盘上配有液压自动变速箱，现在看来很普遍，但在当时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机械用齿轮来转动。“赶庙会”时，其他部件都被认领了，本来机电车间想抱变速箱，但设计处没让他们抱。我们担心的是，既然原理都不知道，这东西拆散后能不能再装起来？要是装不起来怎么办？即使装起来了，能不能再转？

 

我是底盘负责人，大家认为我在技术方面还强一点，所以就让我管。我带了一个毕业刚不久的大学生黄锦炜，并指定试验室的田其铸，我们三人来啃骨头。黄1953年毕业于山东工大，后来成为汽研所副总工程师。他告诉我，工大教授在讲课时曾讲过这方面知识。我马上拿着变速箱装去吉林工大。

 

我们找到罗邦杰教授，说明来意。他立刻说：“干！先测一下性能。”工大有个试验台，没一汽的好。罗教授的意图很明显，测量性能后再作对比，准备画图，以便抢时间。

 

这种思路是对的。没想到，我一回到设计处，机电车间工人由工部主任带着，找到我说：“这应该由我们干，你们怎么把它拿走了？”

 

我就说，因为不懂，想请教授帮忙测量。

 

“你们信得着教授，就信不着工人？”工人们问。

 

这句原话我一直没说。我就跟工大协调，于7月5日把变速箱取回来，那时他们还没来得及做试验。这个过程耽误了一两天。拆开变速箱一看，里面比机械变速箱复杂多了，我们只知道有油管通进去，但如何管这么多操作却不明白。

 

但又必须要弄懂。我就赶紧找资料，非常巧的是，我找到一本俄文书，上面有个章节写的就是克莱斯勒的液压变速箱。这本书是从苏联带回来的，还是在国内买的记不清了。

 

搞第一辆红旗时，巧事儿太多了。我用了两个不眠之夜，才把这个章节基本弄明白。明白后，我立刻画了张油路图，描图后晒出来，再画了张结构图草图。

 

第三天一大早，我到车间把工人召集起来，告诉大家该怎么做。机电车间把变速箱工作安排给陈清华工部，陈是工部主任，后来提为机械分厂厂长。他下面有个钳工组，负责人是八级工长钱云洲。这个人很有名，他就带着钳工组的人拆变速箱。

 

我们边设计边制作，用的材料确定下来后，就进行了三结合。我把两张图纸挂在钳工组，现学现卖，告诉他们工作原理，每个零件的功能，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了底。然后就不分昼夜地干，累了就躺一躺。

 

我对工人的手艺非常佩服。总成拆不了，他们就用拓片的办法做出薄片，再做简易的车模。把液片放在刻机里，用银子淋，原件用的是电焊方法，但我们没法用，否则里面30多个液片都会变形，所以必须排整齐，垫上衬垫用银压好，再送到炉子里烤。

 

差不多用了20天，总成就做出来了。试验室早就做好了准备，台架都设计好了，液压变速箱一到，立刻装上台架做试验。我们在车后面放个工序电动机，前面放上发电机，接上去做试验。就这么一个目接一个项目地试。

 

之后，我们按照书上说的加变压汽油，其实不对，变压器里还有很多添加剂。但我们那时不知道啊。加上油一走，走不远油全都从加油管里冒了出来了，我们都穿工装，油喷得衣服上全是。

 

试验-出现问题-解体-检查-重装-再试验，这样也不知拆了多少次，装了多少次，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干。这时候，其他部件都做得差不多了，变速箱是最后一道关口，牵涉到能不能装车的问题。领导都很着急，王少林、方吉、史坚、饶斌都经常来。我们顾不上吃饭，有时实在累得不行了，我、黄锦炜、田其铸三人就轮流休息一下。

 

很多工人也在上下班交接完后跑过来看。当时是夏天，试验室大门都开着，他们站在大平台，为防止他们进来，我们用线把场地圈了起来。7月31日晚，我们终于做完了试验，发出了大家期盼已久的装车信号。指挥部领导这才松了口气。

 

我们连夜把变速箱装上，装完汽车时已是8月1日凌晨。从一窍不通到解体，到做出来，到装上车，我们只用了26天，这个速度即使是现在也不可想象。

 

排除险情

 

添加剂的问题却没时间解决。当天我们试车，在途中油管子还不断冒油冒泡。当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就弄了一个大油盘，在汽车底部四面用铁丝绑好，这样冒出的油不会掉到地上。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可告人的秘密。

 

8月2日上午开大会。这个大会说起来也惊险透顶。几点钟开的我记不住了，那可真是万人大会。主席台搭好了，红地毯铺在锦程大街上，省委书记吴德带着全省领导都来了，工人们聚集在共青花园北侧。设计处也有块地方，我不在其中，领导安排我站在主席台下面，等着发言。

 

万事俱备，只欠红旗，这时红旗应该从试制车间开到台上来。猛地，大会喇叭响了：“刘经传，赶快到试制车间。”轿车没出来，却叫我赶紧回去，还会有啥事？我想肯定是变速箱坏了。

 

我赶紧找了辆解放牌卡车，开到试制车间。车间里只有两三个司机，其余的人都开大会去了。大会上人们都在那里等红旗，边唱歌边等。

 

司机见到我，就像见到救星似的说：“钥匙打不着火，车子启动不了，怎么办？能不能用推的办法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