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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何要回到二汽？他如何带领二汽人背水一战、扭亏为盈？他如何面对国家“断奶”危局续建二汽？他对中国汽车工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编者按：1953年一汽开工建设之时，毛主席的一句“要建设二汽”让人们对二汽的未来充满期许，但这之后所经历的坎坷、曲折和艰辛却几乎令所有人士失语。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从1953年到1957年，因为“反冒进”，它经历了第一次“上马”和“下马”；从1958年到1960年，因为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它经历了第二次“上马”和“下马”；1965年，为支援三线建设，在鄂西北的深山老林里，它被第三次“上马”。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孰料，1年后，又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69年9月，它才开始大规模建设。
那是一群怎样的建设者？尽管多灾多难，尽管生不逢时，尽管条件恶劣，但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奋力前行。而在众多建设者中，黄正夏无疑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开创者之一。
1978年他全面领导二汽，当年，便运作了永载二汽史册并让人津津乐道的三件大事：背水一战、扭亏为盈、较早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80年，面对国家对二汽“断奶”的危局，他创造性地提出“自筹资金、续建二汽”方案。
他还组建了我国第一家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建成了东南亚最大的专业汽车道路试验场；扩建了二汽襄樊第二生产基地。当然，他也有悲情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二汽30万辆轻型车项目的流产，除了痛心疾首、扼腕长叹，却无计可施。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都是无法解开的一个谜。
1986年，他离开二汽。老对手耿昭杰后来对他说：“听说你离开二汽，我们都非常高兴，这下好，走了一个冤家对头。不知道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鬼点子，我们一汽怎么跟也跟不上”。
如今，1921年5月出生的黄正夏老人已经是87岁高龄，因为疾病，腿脚已不灵便。他对《汽车商业评论》记者笑言，他最近的任务是“争八保十”，也就是说争取活过2008年，这个目标达到后就要保证活到2010年。就在这种乐观精神的鼓舞下，他继续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未来奔波，积极促进中国的生物燃料工业的发展。
2008年7月3日，《汽车商业评论》在武汉他的寓所请他口述历史，以下是长篇访谈的部分节录。
1953年一汽开工建设时，毛主席就说：“中国这么大，一个汽车厂不够，要建设二汽。”已调到中南财经委员会任副主任的李先念分管此事，他说：“二汽建设要由湖北省包建，要搞好。”
李先念调来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任厂长，同时选了5个各地市委书记，我是其中之一；8个地市的宣传部长；省直的7个厅局长；38个县的县委书记一起来筹建二汽。刘西尧是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志是副主任，厅局长、宣传部长大多为处长，县处级干部大多为科长。
筹备二汽前，我在湖北省沙市当市委书记。我是怎么被选中的呢？
1953年12月，我在湖北省省委开会。刘西尧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本书说：“给你一本书看。”
那是本苏联小说，书名叫《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石油工人开发石油的故事。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给我这本书干什么？”
他笑了笑：“你这个同志真奇怪，给你一本书还不行吗？”
就琢磨这里一定有什么讲究，但当时他啥也没说。然后就是1954年初，我又到省里开会，这次李先念派他的秘书来找我：“先念同志找你谈话。”
李先念一见到我，就说：“你这家伙看着好年轻。多大年纪？”
“32岁。”我回答。
“什么文化程度？”
“高中读了一半。”
“你还是大知识分子呢。”李先念说：“现在有个任务，要建二汽，你干不干？”
这样的好事我当然求之不得。“先念同志既然定了，我当然愿意去。”我回答。
“好，你去帮助西尧同志搞筹备工作吧。”李先念说。
上上下下
筹备组最开始在武汉利济路的一个澡堂里办公。我到二汽后没多久，刘西尧找到我说：“二汽建设缺少专业干部，为了建设好汽车厂，组织上决定送你去大学学习。”
我有些担心：“我就高二水平，课本丢了18年，上大学怎么跟得上？”更重要的是，集中起来的干部都在搞建设，却让我去参加学习，我心里很不安。
“你这个人啊，叫你去学就学嘛。”刘西尧安慰我说：“大学一年级就是复习高中课程，你在中学的成绩不错，应该没问题。”
刘西尧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我去上大学前，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二汽）建设不成我们负责，要建设好的话，钥匙交给你，你要是生产不出来，质量不行，那你负责。”
1954年9月，我到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汽车及内燃机系报到。开学前，学校进行了一次测验，根据成绩我被安排在普通班，另一个是工农班，入门比普通班低。第一年学基础课，华中工学院院长查千，教育长刘寅专门为我定了25门课程，有的自学，两年半学完。
第二年，赶上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所有的汽车专业（除清华大学外）都集中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后改名为吉林工大，现在的吉林大学），我在长春念了一年半。1956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参加俄语强化训练，准备到苏联去实习。
没多久，二汽可能要下马的消息开始传出。1957年3月消息被证实，我们的出国计划也被取消。二汽下马的真正原因是“反冒进”。我个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反冒进是对的，但在“反”的项目选择时，要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反”。
第一次下马后，我们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也迅速分散。惟一保留下来的是苏联交给我们的嘎斯2.5吨载货车图纸，我们将它交给了南京汽车厂，这就是后来南京汽车厂生产的跃进牌汽车。我就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在那里开始了长达17年的工作。
这期间，二汽于1958年第二次上马，但由于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吃饭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问题，1960年二汽再次下马。
时间很快就到了1964年，毛主席提出要抓紧三线建设，实际上就是准备打仗。这年，中央在西昌召开关于三线建设的会议，我以国家科委驻西南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参会。会议为三线建设的川汉铁路走向拿出两种方案：南线方案从武汉到湖南常德到四川酉阳再到重庆；北线方案从武汉到恩施到酉阳再到重庆。最后中央确定了走襄渝线。
同年10月，邓小平到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陪同。段建议说：“搞三线建设不能没有二汽，现在修襄渝铁路，二汽应该摆在襄渝铁路边上。”
“对。”邓小平回答说。
二汽的厂址正式确定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出于各种原因，各派群众对二汽的厂址提出了不同的反对意见。有的说：哎呀，在深山老林里建不成，还不如打回老家（一汽）去，不建二汽，扩大一汽；有的说：十堰太暴露，还要进山进洞，肯定不行；还有的说：这地方（十堰）不好，还不如去湖北固城建。
1967年4月，二汽在十堰炉子沟举行了象征性的开工典礼。大会一开，二汽队伍也就散了。筹备组负责人饶斌等被抓到一汽去批斗。二汽被军代表接管，关于厂址的争议一直没停，直到1968年11月，周总理下命令“不准再争论，二汽就在湖北十堰。”这才一锤定音。
二汽军代表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建设二汽，必须要有懂管理懂技术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他们找到一汽军代表：“饶斌是我们二汽的走资派，现在应该由我们二汽的革命群众批斗。”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机把饶斌“抢”回来。
所以说，二汽的大规模建设施工是从1969年9月开始的，1972年走上正轨，1975年开发出第一个车型——2.5吨军用越野车，之后才发展成三个车型10万辆产能。
背水一战
我是1974年重新回到二汽的。1971年我从科学院设在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解放出来，在院部（国家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合并后的简称）任业务一组副组长。恰在这时，我听说二汽要全面建设，就想回去做点实事。
在没告诉其他人的情况下，我给李先念写了封信。十来天后，科学院通知我，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去后就被告知，我的报告已被批准。李先念的批示是：“黄正夏这位同志很奇怪，人家都想上来，到北京，这位同志偏要下去，此同志一贯工作很积极，同意。”
1974年1月17日，我到二汽报到，被任命为二汽党委书记、十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10月，中央调饶斌到机械部任副部长，后任部长。在离开二汽前，饶斌找我谈了一次话，表示要把二汽担子完全交给我。我从1978年初开始全面主持二汽工作，任二汽第一书记、厂长，东风联营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十堰市第一书记兼市长。
我接管工作没几天，1月10日李先念到二汽视察，接待工作由饶斌负责，我全程陪同。他来之前，二汽党委专门拿出了一个安排计划。但李先念并没有按照我们提供的方案参观，而是要我们带他去危险的地方看看。我们陪同他到了二汽的设备修造厂，在内部称为“21厂”，这个厂建在袁家沟山谷里，全厂7个生产车间分布在小河两侧，为预防滑坡灾害影响，我们在厂周边修建了坚固的水泥护坡。
接着，李先念又乘车在厂区看了一遍，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在汇报会上，饶斌提出，二汽的建设还需5.3亿元人民币和1.5亿美元的外汇，他也当即同意。
李先念在二汽视察了两天，在视察中，他边看边说，讲了很多充满哲理的话，使我们深受教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的情况下，他就要我们“打开国门，大胆建设，克服闭关自守”；“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放手发展，敢于进行国际合作。”
他还充分肯定了二汽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成果。1975年我们到大庆考察，回来后开始“学大庆”批派性。那时全国还没先例，很多单位不敢干。在参观时，李先念提出，要看一看“批派性”积极分子。我们赶紧把这些人找来。
围绕李先念视察时的提法，1月份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背水一战”。什么叫背水一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生产2.5吨军用越野车，由于不打仗，军队只要1000辆，大量的产能被闲置。产品卖不出去，我们吃什么？只有一条路，生产5吨民用车，我们预计当年设计当年投产。
这时，孟少农从陕汽调到二汽任副厂长、总工程师。他带着技术队伍对产品进行摸底，5吨车已做过5轮试验，试验一次整改一次。5轮做下来，还剩下64项小质量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要不要做第6次试验？如果做，就要做台架试验，做2.5万公里的道路试验，至少会耽误半年时间。
为此我做了很多调查。“问题出在哪里？要投入生产，会不会出毛病？”所有的工程技术员都说：“不会出大毛病，顶多出点小毛病。”我和孟少农商量认为，小毛病不可避免，干！便决定在第5轮基础上一面设计改进，一面投产。4月份我们就装车20辆，质量问题减少为12项，7月份全部解决。
扭亏为盈
质量问题解决后，我又想，既然都背水一战了，能不能今年就不吃国家基建饭，让二汽扭亏为盈？1978年国家给我们下达的民用车任务为2000辆，每辆车成本2.7万元。军车没有指标，国家计划亏损3200万元。而以前不管做不做，国家计划亏损5000万元。减少计划补贴是因为有新产品。即使如此，二汽仍然是湖北省最大的亏损户。
要扭亏为盈，最重要的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2月份扭亏为盈的口号一提出来，职工们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以前讲背水一战，很多人不知道。要扭亏为盈，降低成本是关键，为此我们又提出“保质量、上能力、争超产、扭亏损”的口号，围绕这一决策，提出“大打提高产品质量的翻身仗”、“大打建设5吨载重车生产能力的翻身仗”、“大打甩掉亏损帽子的翻身仗”、“大打全年生产5000辆5吨车的翻身仗”。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超产得请示一机部。结果一机部不同意。他说：“你今年才投产，能生产2000辆就谢天谢地了。你们一点也不能增长。完成了更好，完不成我也不怪你，反正2000辆是大事。”
我们自己算了算账，要扭亏为盈，必须要生产5000辆，这样才能把单车成本从2.7万元降到2.3万元以下。3月25日，省里开工业学大庆活动，我和王兆国参加。在前两天会议中我都没发言。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省长韩宁夫给我写了个条子：“黄正夏同志，你们一定要发言，哪怕只说一句话，保证今年亏损不超过3200万（元）就行。”
他们逼我表态，我就站起来说：“首先，我们绝对不超过3200万元的计划亏损；第二，我们争取超产2000辆5吨民用车，亏损不超过2000万元；第三，我们想争取超产3000辆5吨民用车，今年力争扭亏为盈。”
全场顿时掌声雷动。我同时提出两点要求：电力要保证供应，省管物资要保证及时到位。
韩宁夫很谨慎，会后专门找到我：“你用什么办法扭亏为盈？我心里没底。”
我向他汇报了二汽目前的情况，然后说：“我倒不担心超产，我担心的是质量问题。如果质量不能确保，我一辆车也不能生产。”
没想到，我话音刚落，他就笑道：“对二汽车的质量问题，我从来不担心。”
“为什么？”反倒是我奇怪了。
“道理很简单。”韩宁夫说：“我见你不下十次八次，每次见你，你都在谈质量问题，说明你对质量问题的重视。领导这么重视质量，质量肯定搞得上去。这样吧，你超产的3000辆车我全要了，你要的电、省管物资我全部保证，要是缺了，你来找我。”
我们就放手干，结果当年生产5120辆，超产3120辆，单车成本2.26万元，二汽有史以来没要国家补贴，反倒上交131万元，全面实现扭亏为盈目标。12月底，国务院、湖南省、一机部分别发来贺电。
实际上，我留了点私心：超额完成的还有1500万元没有上交。当时二汽有职工几万人，加上家属十几万人，宿舍人均只有3平方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放一张单人床。我拿出这笔钱来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工人群众盖了30多万平方米的宿舍，从人均3平方米增加到人均6平方米；二是修建厂区道路100多公里，城市公路（十堰到房县段）100多公里。以前大家管十堰叫“光灰”城市，车一走全是灰。一下雨，变成了水“泥”路。这一下大家的积极性更高了。这是我们做的第二件大事。
抢先大讨论
第三件大事，我们较早地学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当时我们并没有太注意。1天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这时我就想，《人民日报》向来不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尤其还是全文转载，这很不简单，要认真研究。
6月2日，我又读到邓小平关于完整地、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6月中旬，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的体系，批判了单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话的指向性非常强。
6月20日，二汽党委常委召开会议，结合文章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讨论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的感想。讨论会上，我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关系到思想解放，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到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大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党委决定，由我代表党委向全厂处级以上干部谈谈我们的认识，向全体干部公开表态，动员全厂党员认真学习这篇文章，统一思想认识。
1978年7月23日，我在十堰市、二汽处级干部大会上发言，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于敢不敢探讨和打破若干“禁区”的问题；我们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实际上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说的。
我的讲话在内部引起了震动。保卫处长当面对我说：“我们很相信你，要不是你书记亲自讲的话，要不是你对二汽工作推动得不错，只要5分钟就把你抓起来，当场定你现行反革命。”
有意思的是，大概是10月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来二汽检查工作，要我们认真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我们就把6月份以来组织全市、全厂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以及群众反映向他作了汇报。他鼓励我们说：“你们真正抓住了这个环节，要更好更深入地抓下去。”
1978年12月9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汽车2000辆，集结待命。我的心立刻激动起来，要打仗了。我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这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厂里的一切工作都要为它让路。
全厂进入备战状态，12月26日，1000辆5吨车再加上我们以前销售给部队的1000辆2.5吨越野车全部发送完毕。一时间，铁路、公路和水路上全是东风的车，我们感到很自豪。
越野车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功，战士们特别喜欢，把它叫做工程车、英雄车，有的甚至说是“邓小平的神车”。说到神车，还有个小故事，有辆车从山上摔下来，驾驶室都摔变了形，照样开着跑，因此部队都争着要这个车。
有个指挥员告诉我，因为这个车的性能比其他的车都好，很多部队的指挥部都要这个车，“在前线，只要看到二汽的越野车，就能判断那里离指挥部不远”。后来我们把这些事情讲给邓小平听，他一笑：“（车）质量高，部队当然高兴啊。”
遭遇“停缓建”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1978年这样一个冲锋陷阵，大踏步发展的机遇，二汽也就没有以后的改革。1979年二汽生产汽车14541辆，上交利润5734万元，参加了全国第一批100家“赢利分成”企业改革试点。评比时财政部方面表示：“二汽1978年只交了100多万元，太可怜了，对你们特殊点，多留点吧。”就让我们全额留成，企业一般留5%至10%，我们留22.66%，当年二汽就留利1596万元。
1980年我们留利4620万元，到了1985年，我们每年留利近3亿元。由于发展太快，财政部有人提出，二汽近1/4的留利太多了，是不是考虑减少？时任财政部部长的王丙乾说：“二汽这么大个企业要发展，有多少事情要干，应该照顾。再说，财政部定的事情，不要随便变。”
1979年上半年，国家财政困难，开始对正在建设的大型企业控制投资。到1979年，国家已先后给二汽投入16.7亿元，而建成10万辆产能需要25个亿，还差8.3亿元。所以国家准备把二汽停缓建，“这样省下来的钱可以救活100多个小厂”。
我连写了两次报告。第一次是1979年7月16日，我们提出用“以厂建厂，自滚雪球”的方式来发展二汽，就是赚的钱不上交，供二汽发展，到1987年企业全面建成后再向国家上交利润。
报告上去后，财政部根本不理。一位领导说：“为建设二汽，国家投入了十几个亿的资金，现在你们开始赢利了，就不想交利润了，没门！”他加强语气说：“赚一分钱也得上交，此事没商量。”
到了下半年，国家调整在建项目的风声更紧了。我们得到确切消息，二汽已被列为调整对象。12月1日，我们上交了第二份报告，希望以“利润分成加贷款”的方式来建设二汽，即国家对二汽的利润对半分成，企业用留下的利润继续建设，不足部分由国家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由企业还本付息。
有了前次经验，这次我们先找国家计委、财政部商量。财政部副部长吕培俭表态说：“这个提法我们可以考虑，但先得送李先念副总理审批。”
看他们这样说，我觉得二汽有希望了。李先念曾任湖北省委书记，他应该支持二汽的发展。为此，我给李先念写了封信，大意是说我们提出“利润分成加贷款”方案，希望中央不要调整二汽，批准我们继续建设。
万万没有想到，大概七八天后，财政部转给我一张李先念亲笔写的便条，把我骂了一顿，全文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他写的是，“黄正夏：你鼓舞个屁。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绝不允许你在下面乱开口子。”
看到信，我才感到情况严重。我知道李先念的脾气，他用的是湖北红安口语，并不是真正骂人。但这样一来，财政部就不敢批了。
这样战战兢兢地到了1980年1月3日，我突然接到二汽副书记刘华斋（原国家计委的副局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说，槽糕！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联名正式发出列入“停缓建”企业名录的通知，其中有二汽，你们得想办法啊。
我的心都凉了。二汽停下来，3万多职工，2万多台设备的出路在哪里？我马上召集党委常委、副厂长和总会计师一起开会讨论。还能怎么办？一条路，停缓建；一条路，再去争取一下；一条路，想办法自筹资金，一分钱不要，只要政策。
要是自筹资金的话，从现在起到1985年还有6年时间，我们将不上交国家的钱捆绑起来用，打破“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水泥，买水泥的钱不能用来打酱油”的限制，应该可以解决资金问题。
这其中涉及到三笔费用。一是折旧费，二汽是新厂，不需要大量更新设备，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资金除每年上交30%外，可以从剩余的70%中拿出60%用于续建，6年下来有2亿元；二是利润留利，1980年可留利3000万元，以后每年递增20%，其中60%用于技术改造、职工奖金和集体福利，拿出40%用于续建，6年下来有1.4亿元；三是设备维修费，可以将2%的固定资产维修费的一半用于续建，6年下来是8500万元。这样算下来，6年可以自筹资金4.5亿元。
这个方案得到总会计师邹显信的支持。不料，当邹显信向主管基建财务的副厂长上报时却遭到批评：“黄正夏不懂国家财政制度，你也不懂？这叫胡搞。国家肯定不会批。”
邹显信很为难地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们试试，制度是人定的，只要有合理成分，也不是不能修订，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想办法去寻找这种合理的成分。
天大的好事
1980年1月6日，我带着邹显信和夏治涛（原二汽副总工程师兼工厂设计处长）专程到北京去做工作。我们先到一机部向饶斌汇报，他是二汽的老领导，他完全赞同我们的方案。为稳妥起见，他还建议说，在“自筹资金，续建二汽”之间加上“量入为出”，这样缓和点，易于理解，也给自己留了弹性。
我们商定由计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统一上报，同时请示省委，以省委的名义上报。饶斌尽管赞成，但他提醒我们：“上次先念同志还严厉批评了你们，你们能否晚两三个月再报方案？”
我认为，现在是二汽的关键时刻，情况紧急，不能再晚。再说，李先念是从大局出发，他骂归骂，你该说道理还得说，如果坚持把道理讲清楚，能说服他，他不但不生气，还会赞扬你敢讲真话。所以不管如何，都得赶紧上报。
意见统一后，1月25日我们向国家相关部、委、局以及湖北省委省政府正式递交关于二汽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的报告。我们在北京每天都用电话和各部委联系，也不管对方是在吃饭，还是休息，抓住就做工作。
我们先找财政部，分管副部长吕培俭听完汇报后，极力称赞我们的想法。他说：“这个想法很好，现在国家财政非常紧张，要是全国所有的大企业都像你们二汽这样，那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从财政部出来，在电梯里遇到王丙乾。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你是为你们报告来的吧？我听说你们的想法了。很好，我赞成你们的报告。”电梯停住时，他从电梯出来，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不过，你们将来要把借用的设备维修费给补上。”
出了财政部，我们直奔国家计委。计委副主任金熙英我很熟，过去我们在同一个楼上办公。他听完我的汇报后说：“你们这个做法值得推广。”
我趁机说：“计委是国家计划项目的主管部门，现在二汽被列入停缓建，你既然赞同我们的做法，可否请你们会同有关部委共同出个文件？”
“好，我们牵头起草，联合报告正式上报国务院。”他回答得很爽快。
然后去国家建委，我们分别找了主任韩光，副主任彭敏和李景昭。韩光原来在国家科委时就是我的老上级，对我们的报告没有任何意见。彭敏说：“你们是真抓实干，凡是二汽的项目我都放心，都支持。”
国家经委副主任徐良图也同意我们的报告，他还叮嘱说：“你们可以把技术中心的投资加大一些。”
最后我们找到国家物资总局副局长余啸谷，听完我的汇报后，他问：“需要多少钱？”
“6年总体是3.3亿元，每年约五六千万。”我回答。
“只要国家计委同意，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所有国家统配物资照拨不误。”他说。
湖北省对二汽的命运非常关心。我让秘书叶军拿着我的信和报告直接报到省政府。党委书记不在家，省长韩宁夫看后，第二天就开会讨论，要求各部门分别做好对口的中央部门工作，同时批示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直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抄送一机部。
另一方面，国家计委花了两三天时间完成送6个部委的征求意见。为统一修改，金熙英还请各部委主管同志开了次碰头会，由于这些同志早就看过我们的报告，意见也早就统一了，所以这个会只开了半小时。饶斌很担心，亲自赶去参加碰头会，结果当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各部委汇签，将文件上报国务院。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天，我非常着急，怕夜长梦多，就想自己去送公文。于是对金熙英说：“让我给国家计委当次大通讯员吧。”
金熙英先不同意：“我派人去，催他们跑快点就行了。”
我给他解释，要跑的部委多，找的人多，通讯员还没有我熟，万一哪里拖了就误了大事。金也理解我的心情，最后总算答应了。
我立即给相关部委的领导打电话（我跟他们作过汇报，都很熟，知道他们的电话）：明天上午10点钟以前，请你们务必在家等着，我给你们送会签文件。”
2月10日上午8时30分，我准时出现在金熙英的家门前，他一签完字，我就赶紧坐车去吕培俭家，他提笔就签。接着是经委的徐良图，建委的李景昭，物资总局的余啸谷，一机部的饶斌。全部签完刚好1小时。上午10点我再次来到金熙英家，他正穿衣服，准备出去看电影。见到我，他一愣：“这么快就回来了，他们都不在家？”
我递过签满名字的文件，他感慨地说：“要是按正规渠道的话，起码得两三个月。”
春节越来越近了。金熙英劝我先回十堰等待消息，“需要你汇报时，你再随时来，这边由我负责上报。”他说。
10天后，我就接到国务院的电话，让我速到北京。到京后，我才知道，六部委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了李先念处，他批示“由薄一波副总理斟酌办理”。薄便找我了解情况。
我详细地向薄副总理作了汇报。听完后，他说：“我明白了，这是好事。看来李先念同志同意这个报告，因为我分管机械和基建，所以批到我这里让我知道，到时好说话。这样吧，你先回十堰等消息，需要时再来北京。”
3月11日，我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周子健部长打来的长途电话。周在电话中对我说：“黄正夏，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续建二汽的报告已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批准。”他还告诉我，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出席会议的有9个副总理，第一个议题就是审议二汽的报告，9位副总理全部同意，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我说。
“好事是好事，你这是向国家作报告，可不能有半点执行不了。”周子健说：“现在国家批了，下面怎么干，就看你们的了。希望你们加倍努力，一定完成任务。”
放下电话，我迅速向大家报告了这个好消息。3月22日，国务院（1980）68号文件“关于批准二汽续建”下发。
结果是，到1985年二汽就建成10万辆产能，提前2年完成任务。而且还生产优质汽车35万辆，实现利润8.4亿元，上缴税收4.2亿元。尤其是在没向国家要一分钱的情况下，增加了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近3.9亿元。无论是汽车产销量，还是上缴国家利润和税收，均占全国汽车行业60%以上。
这里要说下我们的“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三全面”就是以质量管理为基础，以技术进步为核心，以全面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三全面”，这就叫做质量效益型或者质量基数效益型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企业经营不外乎就这三个内容，我将这三个内容并重，而且我把它们变成乘法关系，有一项不好，就会影响整体的成绩。你如果质量打零分的话，整个就是零分。
什么叫分层？就是我总厂算一层，专业厂算一层，分成两个层次。放手发动分厂的积极性。因为专业来说分厂比我们总厂知道得多。我这个知识都是从群众中来，是群众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我只是综合大家的意见，选择正确的道路坚决执行，调动两个积极性。
“三全面”、“分层”经营承包责任制，我们学了首钢的经验，更结合我们的实际，实质上等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二汽变成一个跟市场靠近的突击队。
小平视察
我要特别讲一下邓小平同志视察二汽的情况。1980年7月20日，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7月22日小平同志要到二汽视察，时间半天。二汽的各个专业厂分散在周围几十公里，邓小平到后，边视察边跟我们交谈。我汇报说：“二汽复建是李先念同志批的。”
“我看过国务院的意见，我赞成。你们这个意见很好。”说完后，邓小平反问我：“其他大厂能不能干？”
“只要是赚钱的应该可以干。”我回答，并向他请教：“二汽是以建设军车起步的，关于二汽的发展，究竟是以军车为主还是以民车为主？”
“你们注意军车很好，但是从长远，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发展民品。”邓小平果断地说。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就使我们下定决心，把原来计划10万辆产能，其中军车4.5万辆，民品5.5万辆大胆调整为民品占90%，军品2.5吨和5吨越野车各5000辆。
小平同志还问我们要不要组织联营公司。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搞过，当时叫汽车托拉斯，后来流产了。我说：“我们已经开过好几次会议，准备明年就搞。”
他鼓励我们要打破“小而全”，要保护竞争，促进联合。“一汽、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以名优产品为核心，带动几个省区搞专业协作，把联营公司组织起来。”1981年，我们组建了全国第一家汽车工业联营公司，也就是“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
参观完生产线后，邓小平说：“你们各方面都不错，但国外计算机用得很广，你们的计算机还少一些，要用它来帮助生产，帮助设计。要多到国外去考察，对比差距在哪里。”
他还问我：“对厂长负责制有什么意见？”
我说：“就方向来看，没问题。但从实际出发，厂长不只管生产，还管社会，吃喝拉撒睡都得管。另外，好多厂长不懂业务。”
“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研究。”他说，这也算是方案之一。
我们带邓小平们参观了引进的全世界最先进的一条12000吨热模锻压连续生产自动线，锻压机有6层楼房高，是德国为我们生产的第一台。买这台设备是1974年，“四人帮”最猖獗时。
我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这台设备的引进过程：我们从德国通过散件运回国，由于二汽地处三线，外国人进不来。外国专家以为我们不能安装，引进的是一堆废铁。后来德国人想了解机器的运转情况，经请示李先念，批准之后，德国工程师来到十堰。下了车，他一言不发，不进会客室，也不吃饭，直奔车间。看到机器在运转，他非常吃惊，足足在机器前站了40分钟，然后向陪同人员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以及我们做了哪些改进。
听完后，他高兴地说：中国人了不起，这套设备的运行让我看到了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决心、气魄和能力。”晚上，他给工厂打电话：“运转正常，你们放心，中国人很不错。”
参观到最后，邓小平发现了王兆国。由于中央办公厅指定最多只能由3个人陪同。二汽党委最后确定接待方案由我和王兆国全程陪同。
“这位青年是干什么的？”邓小平指着王兆国问。
“我们年轻的副厂长。”
“总厂的副厂长还是分厂的副厂长？”
“总厂副厂长。”
“多大了？”
“38岁。”
“你们的副厂长都这么年轻，可见中国有的是人才，就看你敢不敢用？”邓小平说。
我就给他说，王兆国可不是坐直升机上去的，而是一步步干出来的。他原来是车桥厂的一名技术员，后来调到总厂当团委书记，然后是党委常委、厂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到车箱厂兼任党委第一书记，然后是总厂副厂长。
这个同志不简单啊。我是从几件小事来判断的。第一，他从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调到车箱厂当分厂干部，他二话没讲就过去了。为了全心全意搞好车箱厂，把家都搬过去了，而且他爱人当时还有病。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把车箱厂变成全厂26个分厂中第一个进入“大庆式企业”的分厂。经过这样的磨练，他就变成了一个全面型人才，在车箱厂一干就是3年。
然后我们再调他回总厂，协助副厂长管生产。1982年，十堰下大雨，有40个车间进了水，机器被淹。我对王兆国说：这个事，全部交给你负责，力争（还不敢说必须）一周内恢复生产。为了考验他，我们有意识地不帮忙，结果一周后生产全部恢复。所以王兆国算是党委有意识培养的人才。
邓小平同志视察后，差不多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二汽视察过。1982年，薄一波副总理到二汽视察，他说：“湖北有个一二三，一是武钢的1.7米宽幅钢板连轧机；二是二汽；三是葛洲坝水利工程。这三个大工程各有特点，武钢是全部引进；葛洲坝全部自己干；你们二汽是自己干加引进。”
他还说：“二汽在深山老林里，这么穷，这么困难，怎么能吸引这么多知识分子呢？看来知识分子不光是要钱，他们更看重的是事业，只要有事干，有前途，有奔头，再苦也能把人才聚集起来。你要是没有事情干，没有前途，钱拉不住他。所以钱有作用，但不是绝对的。”
试车场和学校
我们在襄樊建造了现在为止东亚最大的汽车道路试验厂。实际上，二汽在十堰开始建设时，规划中就有试车场，当时计划投资六七千万，地点在襄樊东津湾。后来地质调查认为，那里的土质有较厚的膨润土，不适合建试车场。
到了1975年，中汽公司决定，试车场项目改由他们直接领导，由二汽代管。由于地质条件不允许，主管负责人就想将建设地点变更到北京、河北、江苏等地，实际上他就是不想在襄樊建。1979年国家压缩基建项目，试车场项目下马。
1980年，二汽开始自筹资金滚动发展，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便将试车场列入重点发展项目，总厂拿出4400万元资金，地点定在襄樊基地油坊岗附近。1983年10月，我们上报工程任务书，但这里的地质仍然是膨润土。怎么办？正在一筹莫展时，技术中心负责试车场建设的工程师陶天炳向我表态：“二汽建在哪里，我试车场就建在哪里。离开了汽车厂，还建什么试车场？”
他请来有经验的设计单位进行勘察，经过90多个钻孔取样分析，油坊岗一带的地质问题并不严重，处理后完全可以解决。陶天炳由于连续奔波，受过伤的腿没有及时治疗，最后落下了终生残疾。
试验场立项后，场址定在哪里还得国家计委批准。但项目书报上去后，计委一直没批。陶天炳非常着急，问我有没有办法解决。
“计委是哪个主任分管？”我问。
“黄毅诚。”他回答。
“我们找他去，给他汇报清楚。”
于是我就带着陶天炳找到黄毅诚，黄是湖北枣阳人，见到我们，非常客气。我向他汇报了试车场的情况，请他给予支持。
他直接表态不同意。“你那个厂正在建设，离正式出车还早着呢，急什么？”
听他这么说，我就和他争辩：“试车场和整车厂应该同步建设，如果汽车厂建成了，再来建设试车场，生产出来的车到哪里去做试验？”
他仍然摇头，不同意。
我很奇怪：“我们是自筹资金，不需要国家拿钱，你为什么不同意？”
“不管你是自筹资金，还是国家出钱，我就是不同意。”他说。
我有些急了，告诉他：“黄主任，试车场的建设关系到二汽发展的大问题，你现在不批，过两年后，这4400万元恐怕连买地都不够了。”
“现在一亩地多少钱？”他问。
“6500元。再过两年，起码要翻一倍还不止。
谁知他竟然说：“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同意。”
我真生气了。没有原因，又不说道理，还不松口，“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见我这样，他反倒释然了：“我们摊开说吧，不是我不批，是你那里的地质不行。我是枣阳人，我还不清楚？你那里是膨润土，现在建设，到时候质量不过关，中途退出的话，花的钱更多。”
知道原因后，我轻松了：“我是襄樊人，我对那里情况比较了解。”然后我就把设计单位的勘查结果告诉他，并指着陶天炳说：“我专门把工程师带来了，为慎重起见，我们已经钻了90个取样孔，你可以听听他的详细汇报。”
“你这家伙怎么不早说？”黄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要真是这样，情况我也不要听了，我马上就批。”
试车场项目终于过关。整个车场面积2250亩，我们建了三条特别陡的爬坡线，坡度分别为40%、50%、60%。
同时，我们还办起来了大学。最初我们学上海办了“721大学”，主要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但这种培训班式的教育无法满足二汽的长远发展。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决定建设4年制的正规大学。在给湖北省委和机械工业部的报告中，我们给学校取名“十堰汽车工业大学”。机械工业部一位教育司长建议：“十堰的知名度太低，还不如叫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1983年7月的一天，我在美国考察，看到当地一张华侨日报上的消息：“中国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于7月15日正式挂牌成立。”学院建设时，正是二汽自筹资金发展时期，国家不给一分钱，二汽给学校的钱也有限。回来后在党委会上，我一次性批给汽车学院600万元，这笔钱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小数目，但确实是我们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的。
这一年，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来二汽考察，在参观汽车工业学院和二汽第一中学时，他感到非常吃惊。座谈会上，他说：“真没想到，你们搞企业的人还这么重视教育。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和德国合作的高级技工学校项目，你要不要？”
他解释说，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世界上都很有名，大学生毕业后，还要读两年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动手能力。从德国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起码都能达到4级以上技工水平。
我顿时来了精神：“我们需要大批高级技工。怎么不要呢？当然要！”
“项目我可以给你们，但需要你们自己出钱。”他笑着说。
“大概多少钱？”我问。
“300万元。”黄辛白竖起三个手指头。
“300万就300万，我负责不向你要一分钱。你批准，我们马上去办。”我当场承诺。
黄辛白很快就把项目批给了我们。从那里出来的毕业生很受二汽欢迎，往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了。现在这所高级技工学校已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技工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遗憾和余热
30万辆轻型车项目让我终身遗憾。这个项目我们从1984年开始酝酿。当年9月26日至28日，我们与福特公司副总裁阿尔卡在武汉晴川饭店进行谈判。在这之前的7月，我就从二汽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所以二汽的谈判代表是新任厂长陈清泰，我只做“参谋”。
这次谈判我们初步达成几点共识：一是最优经济规模30万辆；二是总投资概算45亿元，其中二汽投入30亿元，福特投入15亿元，合资期限25年至30年；三是二汽和福特组成合资企业，相关事宜由双方谈判解决；四是总装、油漆、焊装和冲压设在武汉，发动机、车桥、铸锻件放在襄樊。
这个项目我们也没准备向国家要钱。为此，我专门找到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请他支持。
荣毅仁非常开明，他说：“我早就听说过你黄正夏了。我不光给你贷款，我还准备向二汽投资。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资金你不用考虑。”
跟福特的谈判用了两年时间，达成基本意向：双方拟定从5万辆起步，通过滚动发展，逐年增加产量，5年内建成30万辆生产能力。正当双方谈判进入细节，为正式签约做准备时，1986年7月11日，二汽总厂决定30万辆轻型车项目下马。
第二天，二汽派两位负责人赶到双方谈判的北京友谊宾馆，通知福特谈判代表团终止谈判。可以说，两年来，福特为这个项目全力投入，仅可行性分析报告就花了300万美元。现在突然中止，而且没有理由，他们觉得难以接受。福特谈判代表阿尔卡当场就流泪了：“真想不到，你们中国这么大的企业，说话不算数，没有商业信誉。”
为何终止30万辆轻型车项目，很长时间内都是谜。直到（19）90年代末，我遇到原二汽工厂设计处处长钱芸州，他翻出了当年谈判的详细记录，还与同时参加谈判的副总工程师许润政对照了笔记和日记，才知道一些原因，项目是二汽自己提出下马的。
1986年我离开二汽时已经65周岁，湖北省委同志看我身体还不错，就让我到湖北省人大继续干。干了差不多两届吧，1993年我72岁，不能再干。因此，1992年时我就在想，退休以后干什么？我只想为汽车发展做点工作，为东风集团的长远发展做点贡献，就这么个想法。
在湖北省人大，我看到汽车的发展方向是电动汽车。2000年12月1日，我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封信，提出把电动汽车作为发展和改造传统汽车的切入点，希望国家能够推进电动汽车的发展。6天后，总理批示。国家科技部对朱总理的批示非常重视，十五高科技计划将电动汽车列入12个重大专项之一，并首批启动5个整车项目。
现在我正在研究生物燃料。生物燃料本来是最清洁很优良的可再生能源，国外利用粮食制造纯酒精，引起“与人争粮”，导致粮价飞涨，遭受谴责是很自然的。我希望的生物燃料要做到五不：不占用粮食；不占用耕地；不破坏山林、草原、湿地、农业；不污染环境，消灭污染；甚至不与土壤争有机肥料。
为使酒精制造达到“五不”，最好的途径就是利用微生物自然发酵，挖掘生物质自身的潜能，相互转化，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经过多年努力，已筛选出一种新菌种，非常有利于生物燃料的生产，我正在积极促进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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